功利存乎人民

唐代诗坛群星灿烂，生活于唐代中期的刘禹锡被称为“诗豪”，他不仅诗文上乘，为人为官也多有可称赞之处。提到“韩柳”，今人大都熟知，其实与柳宗元并称者，不独韩愈，也有刘禹锡，而且“刘柳”并称的频率并不小于“韩柳”。刘禹锡、柳宗元两人无论在政治、文学等方面的见解，乃至生活轨迹上，都颇为相似，是真正的莫逆之交。柳宗元曾称刘禹锡是一个“明信人”，刘禹锡要是不了解一个人的实际情况，是不会轻易开口议论或评价的。临终之际，柳宗元写信托孤，并把整理遗稿等事皆委托给了刘禹锡，刘禹锡都一一照办。

唐顺宗时，刘禹锡与柳宗元参与到由王伾、王叔文主持的改革中，“参与谋议，草拟文诰，采听外事”，《云仙杂记》有一则不无夸张成分的记载，说刘禹锡在这段日记中，每天接到各方面的来信达千封之多，刘禹锡不厌其烦，一一回复，“绿珠盆中，日用面一斗为糊，以供缄封”。

王伾、王叔文主持的改革失败后，刘禹锡被贬朗州十年，而后又被贬连州。一千两百多年前，地处五岭南麓的连州，荒凉而偏僻，只有一条连江、一条曲折蜿蜒的古道连通着外面的世界。在唐代，州郡长官颇有撰写“厅壁记”的传统，顾名思义这是写在官府墙壁上的文章，多介绍本地风土，表达治理本地的理念。刘禹锡赴任伊始，对连州所处的地理位置、气候特点、民情风俗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，写成了《连州刺史厅壁记》，其中，不仅细述连州的人文与自然情况，还立誓要像前贤一样，“功利存乎人民”。

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任连州刺史期间，刘禹锡并未因为贬谪之事而气馁，而是积极履职，关心民间疾苦，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。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，当连州遭遇疫病时，心急如焚的他立即向在广西柳州的柳宗元和湖南道州的薛景求援，讨来药方，按方制药，发给百姓服用。他还将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药方编辑成具有“廉（价廉）、验（有效）、便（易得）”特色的医书《传信方》，使其广为传播。为让连州真正兴旺起来，他重教兴学，栽培人才，亲自执教讲学，使连州文风昌盛，连当时荆楚、吴越一带的儒生也纷至沓来，连州后来果然“科第甲通省”，而为此奠定基础的正是刘禹锡。

刘禹锡还派人重新疏浚了连州的海阳湖，建立切云亭、云英潭、飞练瀑等景点，并写下《海阳十咏》，对每一景点赋诗一首，记录下连州风物。此外，他又筑“吏隐亭”，在《吏隐亭述》中表达了“不以利禄萦心”的廉洁心声。

刘禹锡花甲之年到苏州任刺史时，正遇上大水灾。他及时察访灾情和百姓之需，向朝廷上奏章请求救济，朝廷调拨十二万石大米分发给灾民，又宣布免除一定时间内的赋税徭役，使当地百姓安然度过灾年。由于刘禹锡为政清廉、救灾有功，朝廷赐其紫金鱼袋，但最好的奖励是人民的口碑，这口碑一直延续到了后世。宋人《中吴纪闻》称：“姑苏自刘（刘禹锡）、白（白居易）、韦（韦应物）为太守时，风物雄丽，为东南之冠。”

功利存乎人民，这六个字写起来简单，但要做到并不容易。刘禹锡以此自励，故能不以个人得失为忧，亦不让利禄熏染自己的心，今人亦可据这六个字清爽自己的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