苜蓿廉臣薛令之

　　廉村，原名石矶津，位于白云山麓、穆水之畔，是福建省福安市的一个普通自然村落。其实，这个村又有不普通之处，它不仅风景秀丽，而且历史悠久，民风淳朴，既有廉村之名，更有廉村之实。

　　穿过重山溪涧、田畴阡陌，古藤绕树，簇簇不知名的山花辉映下的小桥流水、青砖黛瓦，顷刻间映入眼帘，似诗画、如梦境。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，走进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古民居，门楣上高悬着岁月雕琢的匾额，室内摆放着造型古朴的木刻屏风，墙上挂着先贤留下的珍贵字画，好一幅“霜熟稻粱肥，几村农唱；灯红楼阁迥，一片书声”的古风景象。然而，这一切都与一个人有关，他就是闽地科举入仕第一人，唐开元中期官至左补阙、太子太傅的薛令之。

　　薛令之（683年—756年），人称“明月先生”，他自幼酷爱读书，以诸葛亮在南阳结庐而居躬耕苦读为榜样，在石矶津不远处的灵岩山建一草堂，粗茶淡饭、孤灯一盏，终日和衣苦读。后来，他在《草堂吟》一诗中回忆了苦读的情景：“草堂栖在灵山谷，勤读诗书向灯烛。柴门半掩寂无人，惟有白云相伴宿。”

　　像古代的读书人一样，入仕为官也是薛令之人生的目标。他勤读诗书，孜孜不倦，期盼有朝一日破壁而出，像苏秦与韩信那样位列朝班，成为一个于国于民不可或缺的人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神龙二年（706年），薛令之终于进士及第、入仕为官。

　　薛令之在京为官四十年，为人恭敬、勤俭、仁义、谦让，其高尚品德得到同僚们的赞许。一首《自悼诗》更是映照出他的清廉情怀：“朝旭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，苜蓿长阑干。饭涩匙难绾，羹稀箸易宽。何以谋朝夕，何由保岁寒？”尽管后人对这首诗有多种解读，但人们以“苜蓿廉臣”称呼他，足见他甘于清苦，宁愿“苜蓿盘餐”，也不向权贵低头，不与腐败为伍，堪称廉心可鉴。宋代苏辙、苏轼都十分景仰薛令之，多次在诗中提到薛令之的“苜蓿盘”；如苏辙“手植天随菊，晨添苜蓿盘”；苏轼“久陪方丈曼陀雨，羞对先生苜蓿盘”。

　　然而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。在薛令之为唐玄宗第三子李亨之师时，他目睹唐玄宗晚期的怠惰，对朝政腐败的不满日增，毅然称病辞官。从京城中，走出一位为官四十年的朝廷大员，竟是身裹素衣，肩挂琴囊，两袖清风，徒步南归的清癯老者，让所有前来送行和目睹的人，都为之唏嘘感叹。他仍是徒步进京赶考时的模样，只是头上浓密的黑发蜕成了飘零的白发。回到故里的薛令之，与石矶津的山水田园为伴，或荷锄田野，抱瓮灌园；或吟诗作赋，挑灯夜读；或收徒授学，不收学费……

　　我国古代士人对物质的追求不高，如颜渊“一箪食、一瓢饮”足矣，而执著于精神层面的追求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，或因个人奋斗受挫，或因对现实昏庸腐败的不满而又不甘沉沦，便会到大自然中去。薛令之却不仅于此，去官后他放情于山水，但并不沉湎其中，他身体力行传播知识，教化民众，济贫帮穷，试图在社会底层中发掘向上向善的种子，以延续善良古朴的民风。

　　数年后，唐肃宗李亨即位，思及与薛令之师生情谊，欲召入朝，但此时薛令之已逝。为表彰其恩师薛令之的清正廉明，命薛令之故里为“廉村”，村后山岭曰“廉岭”。

　　“首登皇榜自古八闽无双士，帝赐廉名至今华夏第一村。”在廉村这片土地上，孕育了八闽第一位进士，树起了一杆“廉”字大旗。自薛令之后，廉村相继出了十七名进士。这些莘莘学子出仕前无不仰慕薛令之，皆亲往其早年读书的灵岩寺朝拜先贤，出仕后亦以他为楷模，以廉自期。后人赞曰：“苜蓿尚余朝旭影，梅花争似老臣心。高岑片石留天地，唐代清风满古今。”

　　回眸历史，“廉”字一直是为官者追求的道德境界。古人云，“临大利而不易其义，可谓廉矣”。“廉”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，不贪不义之利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就是“廉政”。“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”，这是老子千古悠悠的哲思；“政者，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，这是孔子跨越时空的高亢；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是范仲淹经世济民的人生理想；“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”，这是曹雪芹对贪腐者的劝诫……这些警示和告诫，都在无声无息间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，形成了以德立身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纽带，同时也昭示出扶正祛邪始终是社会的追求，勤政为民、尚廉治贪始终是百姓的期盼。

　　在与古代先贤的对视交流中，心灵得以净化。清风劲吹，廉从绵延不绝的历史中走来；正气浩然，廉向时光深处走去。（向贤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