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在杭州战“疫”的经验

　　《伤寒总病论》书影。苏轼在地方任官时，曾以圣散子方治时疫，后来他将这个方子传给了庞安时，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所著《伤寒总病论》中。

　　苏轼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，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苏轼出任杭州通判，十八年后，也就是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苏轼再度来到杭州任官，出任杭州知州。苏轼再至杭州，当地因大旱歉收，《宋史》记载“饥疫并作”，即饥荒与瘟疫并行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苏轼上书朝廷，请求减免“本路上供米三之一”，又请求朝廷赐给度牒（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，可出售以补府库之不足），以度牒易米赈济灾民。

　　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，苏轼拿出了一个名叫“圣散子方”的药方。这剂药方用料便宜，“所用皆中下品药，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”，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，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，派遣官吏带领医生“分坊治病”，救活民众无数。

　　圣散子方是苏轼在黄州时，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。苏轼曾著文介绍其药效：“自古论病，惟伤寒最为危急，其表里虚实，日数证候，应汗应下之类，差之毫厘，辄至不救，而用《圣散子》者，一切不问”，病情严重的“连饮数剂，即汗出气通，饮食稍进，神守完复”，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，即使“平居无疾，能空腹一服，则饮食倍常，百疾不生”。巢谷喜欢研究药方，这剂圣散子方被巢谷视为至宝，连亲生儿子也不舍得传授。苏轼在黄州任官，恰出现疫病，苏轼再三求方，巢谷应允了，但要他指江水为盟，绝不外传。苏轼口头答应，心里却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，应该流传后世才是。为了治疗更多百姓，苏轼把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，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《伤寒总病论》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。

　　杭州这场疫病让苏轼认识到，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，人口流动频繁，因而“疫死比他处常多”，所以应设立“病坊”。苏轼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，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，设立了“安乐坊”，坊事由僧人管理。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，后来采用置田获利的方法。这在当时也很普遍，书院、义庄等设施也多置田产以使资金来源稳定。据史料记载，苏轼还将收到“某宣德”的一笔“金五两、银一百五十两”的礼金，以此人名义转捐给了安乐坊，“用助买田，以养天民之穷者”。

　　苏轼在杭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，以圣散子方治疫病仅是其中一端。杭州人民感激苏轼的恩德，家家挂有其画像，“饮食必祝”。

　　两浙转运司对苏轼的做法也很赞赏，向朝廷上奏了苏轼建安乐坊之事，并建议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，“赐紫衣（赐僧紫衣主要代表了其身份的官方化）及祠部牒各一道”，改安乐坊为安济坊。

　　后来，广州疫病流行,在广州任官的苏轼友人王敏仲来信求助，苏轼把他在杭州战“疫”的经验介绍给了他。

　　苏轼认为“救药病疠，政无急于此者矣”，此前王敏仲已向苏轼说过“广州一城人，好饮咸苦水，春夏疾疫时，所损多矣”，并且“广州商旅所聚，疾疫作，客先僵仆，因薰染居者，事与杭相类”，苏轼建议“莫可擘划一病院，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，乃长久之利，试留意”，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也留意于长久之计策。（崔洁 黄海涛）